欢迎访问中共商洛市委党校网站   [设为首页] [加入收藏] [校长信箱]
  相关栏目
  扶贫工作
  工作动态
  创卫工作
  机关党建
  精神文明
  党务公开
  普法宣传
  最近更新
>首页 -> 党群工作 -> 普法宣传  
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
 
作者:           发布日期:2012-11-06 09:29:19          阅读数:8192
 

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

赵爱玲

四皓文化同其它历史文化现象一样,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。但是, 四皓文化亦有其特殊性,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,所以,我们对它的研究务必从其源流入手,探求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。

四皓文化,源发于四皓“避秦安汉”的历史。公元前213年,统一不久的秦王朝,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,朝廷内部发生了关于统治方针的争论。为了统一思想,维护稳定,秦始皇嬴政在咸阳宫大宴群臣,商讨方针。会上,仆射(博士官的长官)周青臣在敬酒时,发表颂辞说: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,赖陛下神灵明圣,平定海内,放逐蛮夷,日月所照,莫不宾服,以诸候为郡县,人人自安乐,无战争之患,传之万世,自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可是,言毕,士齐人淳于越却反驳道:“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,封子弟功臣,自为枝辅,今陛下有海内,而子弟为匹夫,卒有田常,六卿之臣,无辅拂,何以相救哉?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,非所闻也。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,非忠臣。”由于周、淳意见相左,丞相李斯上书痛斥儒生“不师今而学古,以非当世,惑乱黔首,”并建议下令焚书: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,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,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,以吏为师。”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这一建议,于是没收烧毁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诸子百家的书籍,使天下百姓不得再用古代制度典籍来非议朝政。焚书事件之后,秦始皇不再有“下议于群臣”之举。

到了公元前212年,又发生了一件大事,即坑儒事件。但坑儒事件并非焚书事件的直接继续,而是由于一些方士、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。在统一中国之后,秦始皇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。方士候生、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,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。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,或者所献之药无效应者,要处以死刑。候生、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,就逃之夭夭,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,专任狱吏,事情无论大小,都由他一人决断,贪于权势等等。秦始皇听到这些之后,盛怒不可抑止,并以妖惑乱黔首的罪名,下令进行追查,且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。

就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,唐秉(东园公)、崔广(夏黄公)(绮里季)、周术(甪里先生)等四位博士,因不满秦之暴政,避隐商山,皓首白发,过着“岩居穴处,紫芝疗饥”的隐居生活。这就是后世所称为的“商山四皓”。

斗转星移,更朝换代。秦末,爆发陈胜、吴广农民起义,推翻了秦王朝,后经楚汉纷争,刘邦打败项羽,建立了汉朝。汉高祖刘邦问鼎之初,求贤若渴,因慕四皓之名,曾遣使商山,邀其入朝佐政,四皓因其“轻士善骂”,义不受辱而不应。刘邦晚年,欲废吕后子刘盈太子位,改立宠姬戚夫人子赵王刘如意。吕后知情后十分恐慌,经人建议,即用张良之策,派人捧太子刘盈亲笔书信,召请四皓入京师保定太子,力挽危局。四皓果然智慧过人不负众望,出山入京后,辅佐太子扭转了危局。据《史记.留候世家》载:“汉十一年,黥布反,上病,欲使太子将,往击之。四人相谓曰:‘凡来者,将以存太子。太子将兵,事危矣。’”同时,四皓还认为:“太子将兵,有功则位不益太子;无功还,则从此受祸矣。”于是,建议吕后“为上泣涕而言”, “黥布,天下猛将也,善用兵,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,乃令太子将此属,无异使羊将狼,莫肯为用,且使布闻之,则鼓行而西耳。上虽病,强载辎车,卧而护之,诸将不敢不力。”吕后从其言,泣涕进谏,刘邦无奈亲自东征平叛。由于太子刘盈得到四皓相助,刘邦不得不对戚夫人说:“我欲易之,彼四人辅之,羽翼已成,难动矣。”从此刘邦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打消了。太子刘盈保住了皇储地位。到公元前195年,刘邦病故,太子刘盈继位,是为孝惠帝。为了报答四皓的定储之功,“惠帝报先生以三公,皆不受而去。”依旧隐居山林,直到终老葬于商洛山中。后惠帝令三千御林军,每人自长安携土十斤,前往商山为四皓墓培土,并在商州城南高车岭为四皓建庙修祠,以供四时祭奠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《商山四皓》诗云:“白发四老人,昂藏南山侧。偃卧松雪间,冥翳不可知。云窗拂青霭,石壁横翠色。龙虎方战争,於焉自休息。秦人失金镜,汉祖升紫极。阴虹浊太阳,前星遂沦匿。一行佐明圣,倏起生羽翼。功成身不居,舒卷在胸臆。冥合元化,茫昧信难测。飞声塞天衢,万古仰遗则。”李白的这首诗,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四皓避秦安汉之后,高官厚禄皆不受,依旧归隐山林而不出,修道洁身,直到生命终结的全过程。

四皓的史事,先后经司马迁、班固、司马光等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载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名著记述,并经政治家和思想家评说,文学家和艺术家歌咏传颂、发挥演绎,广为流传,逐渐形成了以散文、诗歌为主体,兼及绘画、书法、碑刻、雕塑、祭祀、民俗等一系列咏四皓、唱四皓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,这些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四皓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依据。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,“学而优则仕”几乎是所有寒窗苦读之士的追求和愿望。但是,在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,人身依附严重,人格尊严受到极度压制,个人的社会价值、政治主张无法实现,尤其是官场黑暗,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血雨腥风,使得许多睿智而胆怯之士感到恐惧和忧虑,一些人无法适应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,自然而然生出了退隐之心,于是逃避、隐藏就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。虽然这种选择是软弱无力的反抗,是无可奈何的回避。但却成就了中国的“隐士文化”,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隐士,大概是巢父和许由。传说尧时,尧曾想把帝位禅让于巢父,但被巢父谢绝了。尧又欲让位于许由,许由不就,躲到山下去种地,尧以为许由谦虚,更加敬重,又派人去请他,说如不受帝位,欲召为“九州长”,不料许由听后,立刻跑到山下水边去洗耳,此时适逢其友巢父牵牛而来,问许由为何洗耳,许由曰:“尧欲召我为九州长,恶闻其声,是故洗耳。”巢父听后冷笑说:洗耳将污及池水,恐脏了我的牛嘴。言毕,遂牵牛止上游饮之。这就是后世所称道的“洗耳饮牛”典故。

从巢父、许由之后,可以说历朝历代隐士层出不穷。那么,何谓“隐士”?“隐士”一词从结构来看,隐,就是隐藏。名人、官人、招摇过市的人,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,肯定都不会隐藏,更不是隐士。而“士”是什么?是知识分子,是有学问、有思想、有智慧的人,不是“士”的人,你再隐藏,也肯定不能称为“隐士”。《南史.隐逸》云:隐士“须含贞养素,文以艺业。不尔,则与夫樵者在山,何殊异也。”这表明,隐士是素质很高的,且多为有思想的文人,否则,跟深山砍柴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其次,从词义来看,隐士就是“隐居不仕之士”,即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,或者曾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,才有资格当隐士。而那些当朝为官者,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。可见,隐士不是一般的人,而是有学问、有才能、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,不屑于做官,不为此做出努力的高人。

当然,中国的隐士文化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孔子说过“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隐,”孟子也说过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,文人得意时仕,失意时隐,自古而然。存在决定意识,环境改变人品,这是个普遍原理,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。所谓“小隐隐于野,中隐隐于市,大隐隐于朝,”是由外界对本心干扰程度而言的,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大,就越能守住本心,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,如果按照量级高低来划分,所谓隐士大抵可分为以下十种类型。第一类,属于真隐、全隐型,他是隐士中量级最高的类型。这类人从不去做官,即就是皇帝老子下令征召也不应。如晋宋间的宋炳,元代的吴镇等人。第二类,属于先官后隐型。这类人一般都是由于社会黑暗、官场腐败,士人不堪忍受,辞官隐居。如东晋时的陶渊明和明代的文徵明。第三类,属于半官半隐型。这类人从名义上看,虽在朝为官,却不问政事,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,他们虽然不能算做真正的隐士,但却有非常浓厚的隐逸思想。如唐代的王维。第四类,属于忽官忽隐型。这类人是先官后隐,朝庭征召,又出山入朝,但做了一阵子后又归隐山林。如明代的董其昌。第五类,属于假隐型。这类人虽不做官,但好和官家打交道。如明代的陈继儒,被人讥笑为有“翩翩一只云间鹤,飞来飞去宰相家。”第六类,属于名隐实官型。这类人虽身为隐士但还多问朝政,隐居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己。如南朝齐粱时的陶弘景,人虽隐居山林,且被人称为“陶隐士”, 但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,被称为“山中宰相”。第七类,属于以隐求官型。这类人往往是以隐居为手段谋取高官厚禄,实非真正的隐士。如唐代的卢藏用,此人考取进士后,先到终南山隐居,等待朝庭征召,后来果然如愿以偿,被授官左拾遗。第八类,属于无奈而隐型。这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,但又不满当局者,隐居是为了表示不与其合作。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,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,他们也不是真正的隐士。第九类,属于真隐而仕型。这类人基本上都是真隐,但由于种种原因出山入朝,无法继续隐下去。如殷商时的伊尹,商周时的姜尚,元末的刘基,三国时的诸葛亮等人。第十类,属于即官即隐型。这类人身为朝庭命官,但做官不问政事,“居官无官官之事,处事无事事之心,”随波逐流,明哲保身。

对隐士的评价,历来有褒有贬,但在我看来,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春秋战国时,列国纷争,士人游说各国,个性张扬,合者留,不合则去。但到了秦汉以后,或仕途单一,其人格尊重受到极度压制,或因政治主张不同,鄙视权贵,士只能以隐退的方式,来维护其人格尊严和正义。所以我们说,隐士及隐士文化是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,它是君主专政强权政治的产物。在皇权的高压之下,官场政治险象环生,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血雨腥风,使得许多睿智而胆怯之士感到恐惧和忧虑,所以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,自然生出退隐之心,这实际上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反抗,是无可奈何的回避。

四皓实际也属于隐士。早在魏晋时期,皇甫谧所撰《高士传》记录了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96人,四皓就名列其中,且被赞为“皆修道洁己,非义不动。”此后,虽有争论,但四皓的形象多以隐士论之。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曾在《后汉书.逸民列传》序文中将隐士归纳为六类:一是隐逸以求其志;二是曲避以全其道;三是静己以镇其躁;四是去危以图其安;五是垢俗以动其概;六是疵物以缴其清。显然四皓当属二、四类之列。这正如宋时王禹偁所言,“先生避秦,知亡也;安刘,知存也;应孝惠之聘,知进也;拒高祖之命,知退也。”“危则助之,安则去之。其来也,致公于万民;其往也,无私乎一身。”所以,如《易》称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,其唯圣人乎!”而且,四皓之举充分显示了“良禽择木而栖,贤才择主而事”的义士立场,以及其“进不失仪,退不言功”的高风亮节和处世行事精神。这正是四皓文化的源,也是四皓故事千古传唱不衰的原因。

历史传承文化,文化记载历史。四皓文化本起于“避秦安汉”的史事,从司马迁最早将四皓的故事载入《史记》之后,两千多年来,围绕对这一历史的评说、传唱不绝。就其发展轨迹而言,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。

第一个阶段,即初始阶段。秦未汉初,四皓文化的形式除四皓的《采芝歌》、《复子房书》和张良的《与四皓书》外,多以史传出现,其代表作品当然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.留候世家》用了大约1200多字记述了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刘盈保定储位、化解危机的经过。本篇旨在写留候张良,但用了不少笔墨给予四皓以特写,且记述入情入理,惟妙惟肖。其次,是班固的《汉书》。《汉书》中对四皓的记述多达十余处,它不仅全面肯定了《史记》的记载,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四皓的高风亮节,说他们“皆未尝仕,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,”对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。从而实现了四皓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结合。

第二个阶段,即形成发展阶段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,四皓文化多以咏诗、笔记为主,其代表作有曹植的四言古诗《商山四皓赞》,全诗虽仅832个字,但却全面概括了四皓“避秦隐形”、“养志弗营”、“保节全贞”、“汉嗣以宁”出世入世的四个阶段和品格,诗云:“嗟尔四皓,避秦隐形。刘项之争,养志弗营。不应朝聘,保节全贞。应命太子,汉嗣以宁。”另外,还有东晋时陶渊明的《赠羊长史》和南北朝时庾信的《奉报寄洛州》等赠诗影响也不小。其次,在笔记方面,东晋著名道学家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》、《抱朴子外篇》对商山及四皓都有记述和议论。

第三个阶段,即繁荣发展阶段。在唐代,四皓文化同唐代文化一样发展进入黄金时期,咏四皓、赞四皓、题四皓的诗歌,仅现搜集到的就有一百多首,作者多达40余人,其中不乏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,以及王维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杜牧、元稹等著名诗人。在他们这些人中,尤其是白居易曾“七年三往复”商山,涉及四皓之诗达29首之多,位居之冠。当然,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,对四皓的评价也有不同看法,特别是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在评价四皓问题上各持一端,针锋相对,前者是极力地贬低,后者则是极力地拔高。元白之争,不仅体现了四皓文化的多元化,而且也反映了四皓文化的影响之大。

第四个阶段,即扩展发展阶段。唐诗宋词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。到宋代,四皓文化得到了明显的扩展。这一时期除有文学家的作品,还有史学家、哲学家的评说,从而使四皓文化向多领域拓展。宋诗虽没有唐诗那样辉煌,但有关四皓的诗达三百首之多,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王安石、王禹偁、文天祥等不少大家也名列其中。另外,更为重要的是,这一时期有柳宗元的《四皓赞碑》、王禹偁的《四皓庙碑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考异》,以及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的《四皓名》辨和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的议《四老安刘》,对四皓精神与实质,以及四皓考辨等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较为详细的考证。尤其是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,对司马迁所说刘邦“竟不易太子者,留候本招此四人之力也”提出质疑,认为刘邦“恐身后赵王(如意)不能独立,故不为。”的主张,并非“山林四叟”几语能改变,所以四皓辅立太子刘盈并非事实,史不可取。这虽属学术问题,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。

第五个阶段,即绵延发展阶段。到元明清时,四皓文化在曲折绵延中发展。这一时期,元曲、小说兴盛,诗歌、散文相对逊色。所以有关四皓的诗文虽不及唐宋,但也有收获,如郑板桥、赵孟頫的《四皓》、陈祁的《竭四皓墓》以及李本定的《四皓古陵》等。另外,这一时期,有关四皓的歌赋、碑文、志书、绘画等数量可观,尤其是明清时的碑文、志书,如马理的《修四皓庙碑》、苏浚的《重修四皓墓碑》、王邦俊的《书四皓碑后》、许宸的《重建四皓庙碑记》,以及《商略》、《商州志》、《商州志续辑》、《续修商州志》和《直隶商州总志》等地方志书,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四皓文化史料,这些史料不仅为当时资政育人提供了参考,也为后世研究挖掘四皓文化奠定了基础。

第六个阶段,即发展的新阶段。到近现代,四皓文化经历了由衰转盛的过程。鸦片战争失败后,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帝国主义列强入侵,华夏文化受到摧残。后来,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“破四旧,立四新”四皓文化遗存也是在劫难逃。改革开放以后,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迎来新的春天,四皓文化也是枯木逢春,得到了抢救和保护。1984年,商州四皓庙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;1992年,丹凤县四皓墓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建立文管所,加强了维修、保护和管理。特别是近年来,随着“商山四皓碑林”的建成开放;《商山四皓历代诗文集注》、《商山四皓研究》、《商山四皓墓碑林园书法精品集》等专著、文集的出版发行;以及“商山四皓文化研究会”、“商山四皓研究会”相继成立,一个研究四皓文化、传承四皓文化的新局面已经形成。

总之,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四皓文化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四皓文化缘起于秦未汉初四皓“避秦安刘”的史事,两千多年来,围绕这一历史对四皓的评说、传唱,经历了初始、形成、繁荣、扩展、绵延和新发展几个阶段,逐渐形成了以散文、诗歌为主体,兼及绘画、书法、碑刻、雕塑、祭祀、民俗等一系列文化现象,汇成了经久不息、丰富多彩的四皓文化流,滋养着我们的思想文化园地。今天,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,立足发展先进文化、建设和谐文化,就是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,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,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,坚持保护利用、普及弘扬并重,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,努力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,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、教育人民,服务社会、推动发展的精神力量。  

     (作者单位:中共商洛市委党校)

  [上一篇]没有了 [下一篇]市委党校开展“12.4”主题普法宣..
主办单位:中共商洛市委党校 联系电话:0914-2383904 ICP备案号:陕ICP备19011345号